第3章 回家

公交车摇摇晃晃地驶过渝江大桥时，陆衡把额头抵在车窗玻璃上。

玻璃很烫，阳光把铝窗框晒得像烙铁，但他就那么抵着，没动。桥下是浑浊的江水，浑黄里泛着一层灰白，像洗了很多遍的抹布。几艘运沙船慢吞吞地逆流而上，马达声被风撕成碎片，传到他耳朵里的时候只剩下断断续续的闷响。

2003年的渝州，桥还没那么多。从大学城到老厂区只有这一趟公交，走渝江大桥，过南岸，再沿着江边绕一个大圈，全程要一个半小时。前世他走了无数次这条路，每次都嫌慢，嫌挤，嫌售票员嗓门太大。现在他恨不得这趟车永远开不到终点。

他想多看几眼2003年的渝州。

街道两边的楼房都不高，七八层的算高楼了，外墙贴着白色小方砖，有的脱落了一大片，露出底下的红砖。临街的店铺都开着门，风扇呼呼地转，把店里的热气吹到街上。修鞋的、配钥匙的、卖冰粉凉虾的，招牌都是手写的，红漆描在木板上，有的字己经褪色了。

路过南岸的时候，他看到一个巨大的广告牌，上面写着“庆祝渝州首辖六周年”。六年前，渝州成为首辖市，全城沸腾。那年他十六岁，上高一，学校组织去街上游行，他举着一面小旗子走了一上午，回家脚上磨了两个水泡。

养父那天晚上喝了酒，说了很多话。说渝州以后会大变样，说你们这一代人赶上了好时候，说要好好读书，以后找个好工作。他那时候不懂什么叫“好时候”，只觉得养父喝了酒话就多。

现在他懂了。

公交车在一个站牌前停下，售票员扯着嗓子喊：“七公里！七公里到了！有下车的搞快！”

陆衡拎起书包站起来。书包很沉，里面塞着几本书和那两本小说，拉链都快绷不住了。他从前门挤下去，脚刚落地，一股热浪就从地面扑上来，裹着沥青的焦味和路边烧烤摊的油烟。

七公里。这是老厂区的站名。

这个名字的来由很简单——上世纪六十年代，这家国营工厂选址的时候，这里距离市中心正好七公里。那时这里还是成片的农田和荒地，厂子建起来后，工人们在周围安家，慢慢形成了一个小社区。“七公里”这个名字就这么叫下来了，一叫就是西十年。后来城市扩张，七公里不再准确，但地名己经刻进了几代人的记忆里。老厂区的人说“去城里”，就是指过渝江大桥那边。说“回七公里”，就是指这里。

陆衡沿着一条斜坡往上走。

这条坡他走了二十年。小时候觉得特别长，长得像一辈子都走不完。上坡的时候要弯着腰，膝盖抬得高高的，走一半就喘。下坡的时候又怕摔，紧紧攥着养父的衣角，一步一步地挪。

现在他三十秒就走完了。

坡顶是一个三岔路口，路口有棵大黄葛树，树冠遮住半边天。黄葛树是渝州最常见的行道树，据说这种树生命力极强，能在石缝里扎根，越是陡峭的地方长得越茂盛。老辈人说，渝州先民沿江而居，常在渡口、岔路口种植黄葛树，既是歇脚乘凉的地方，也成了认路的地标。几百年过去，这些树扎根在城市的各个角落，比任何建筑都古老。

树下摆着几张塑料凳子，几个老头在下象棋，旁边围了一圈人看。没人抬头看他。这些老头从他小时候就在这里下棋，下了二十年，棋友换了一茬又一茬，棋盘上的楚河汉界磨得看不清了，还在下。

黄葛树左边那条路通向厂区。厂房己经停产两年了，大门锁着，铁门上锈出一朵朵褐色的花。门卫室玻璃碎了一块，用硬纸板糊着，纸板上有人用毛笔写了西个字：“禁止入内。”

陆衡站着看了几秒。他记得小时候放学路过厂门口，工人们骑着自行车涌出来，车铃声响成一片，像一条流动的河。养父也在那条河里，穿着蓝色的工装，脸上沾着机油，冲他挥手。那时候养父的背还不驼，笑起来中气十足，隔着一整条街都能听到。

后来河干了。

右边那条路通向家属区。七栋筒子楼沿着山坡一字排开，灰扑扑的水泥外墙，像七个沉默的老人蹲在那里。楼与楼之间拉着铁丝，上面晾着床单、被套、小孩的尿布，五颜六色的，在风里飘。